从二十年代前期开始到四十年代初，张闻天一直是以播火者的姿态来从事翻译工作。他的译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史迹，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记录，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张闻天思想发展的轨迹。
张闻天原本是学河海工程的。他受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就在南京学生创办的报纸上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年12月，他加入了进步青年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他放弃了学业而从事新文化运动。1920年初，他就指出，“有系统地翻译欧美丛书”是当时提倡新思潮的重要工作之一，并认为即使是“整理国故”，也应该请不仅对国故有彻底研究，而且对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有世界的眼光，有科学的见解”的人来做。他还指出翻译介绍国外学术思想必须消除三个弊端：“闭门造车”、“故为歧异”和“盲目的服从”，提出“译名的统一”的要求。他这时对西方现代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读了罗素、詹姆斯、柏格森等的著作，从这些哲学家“都教人类向前为无限的创造”着眼吸取他们的思想。1920年7月，张闻天同沈泽民（沈雁冰的弟弟）结伴到日本留学，同田汉、郑伯奇等文学青年过从甚密。他的志趣，开始从哲学转向文学。对改造中国社会问题思考的侧重点，转向内心的、精神的。在1910年与1921年之交填写的一张“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上，他说自己“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是“精神运动”，“将来维持终身生活之方法”是“译著”。
1921年初，张闻天同沈泽民一起从东京回到上海，适逢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小说月报》革新，他心田中本已萌动的文学种子，在当时那种新文学春花怒放的氛围中，自然就破土而出了。不过，张闻天毕竟原来是攻读工程技术而后又研习了现代哲学的人，所以他的文学事业还是从译介文艺理论开始。这年4月9日，张闻天完成了他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托尔斯泰的艺术观》。
继译述《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之后，张闻天于1921年12月又完成了《笑之研究》的翻译。这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专论喜剧的美学著作。以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著称于世的柏格森，他的艺术观同托尔斯泰是完全不同的。他以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宣传非功利的纯艺术观。从张闻天敬慕托尔斯泰却不排拒柏格森这点来看，他对外国文艺思想的翻译介绍，采取的完全是一种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态度。
对于张闻天的思想发展来说，1921年是一个转折点。他曾经发表文章认为泛爱哲学和无抵抗主义是改造社会的良方。沈雁冰和陈望道充分说理的批评促使他对各种思潮较短论长。同年8月，张闻天进入中华书局，担任以选择欧美社会科学学术名著为宗旨的“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套丛书包括《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主义初步》、《欧洲政治思想小史》、《社会问题总览》、《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著作，担任丛书总编辑的是左舜生，思想比较进步。田汉、沈泽民也在新文化社工作。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对张闻天也多有指点。职业和环境给张闻天很好的影响。经过短暂的苦闷和彷徨，张闻天摒弃了无抵抗主义、泛爱哲学，转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他在1922年初发表文章说：“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不过，他没有立即走上政治活动的舞台，他这时选择的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方式还是继续他原来想要终身从事的事业：译著。
张闻天这一时期的翻译，以译介倍那文德的戏剧影响最大。他在“译序”中赞扬倍那文德攻击旧物、发展生命的精神：“一切艺术家因为感受的敏锐，所以凡是社会上的缺点他总最先觉到。倍那文德也是不在这个例外的。他对于西班牙社会上种种旧道德与旧习惯的攻击，非常利害。他以为过去的价值只在能应付现在与未来。过去的本身的崇拜，结果不过阻碍生命的向前发展罢了。他这一种发展生命为第一的精神，在他的尖利的讽刺剧中间都可以看出来。”当这篇“译序”同《热情之花》一起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7号上发表的时候，主编郑振铎专门写了按语加以推荐。鲁迅读了张闻天的这部译作以后，也产生了介绍倍那文德的兴致，特意从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论文集《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西班牙剧坛的将星》一文。此文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时，鲁迅特意说明：“因为记得《小说月报》第十四卷载有倍那文德的《热情之花》，所以从《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这一篇，以供读者的参考。”译文中引用剧本时也注明“所引剧文，用的就是张闻天先生的译本。”《热情之花》和《伪善者》两个剧本，后来同沈雁冰译的《太子的旅行》合编成《倍那文德戏曲集》，于1925年5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沈雁冰和张闻天分别写的评介倍那文德的文章作为“序一”、“序二”列于卷首。张闻天同鲁迅、沈雁冰、郑振铎共同热情介绍倍那文德的史实，是中国新文学史和中西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闻天在1925年五四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到苏州乐益女中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革命活动，使张闻天暂放下了译事。他重握译笔是1925年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以后，翻译的内容已经不再是文学了。
张闻天是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中唯一留学美国的学生。他和沈泽民、吴亮平、杨放之、朱务善、李敬永等上过大学的学生一起被编在英文班，一面听教员用英文讲课，一面担任学校的英文翻译。四个月后，张闻天掌握了俄文，又充当俄文翻译。负责翻译马恩列斯的书籍和单篇论文，学校各种课程的讲义，同时在课常上和大会上担任口译。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于5月13日到中山大学讲话，张闻天就是主要的译员。1928年9月张闻天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系学习，同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在东方部的主要任务是阅读国内秘密送来的文件，阅读中国报纸，择其要者译成俄文或用俄文写成综合报告，供共产国际领导成员参阅。所以留学莫斯科的五年，应该说是张闻天译事最为繁忙，翻译数量更为可观的时期。但由于这些翻译工作大多是内部秘密进行，译作也不公开出版，所以能够确认是张闻天的译作者反而寥寥。以张闻天的笔名印行的译作，迄今为止发现的仅有两种。一种是恩格斯作序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种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两种译本大约出版于1929年前后，均为最早的中文译本，直接的目的是供中国革命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投入中国革命实际斗争。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同毛泽东密切合作，领导中国革命。在紧张的战斗岁月，无法再及译事。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马列学院，由张闻天兼任院长。他立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编译出版提上工作日程。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在马克列学院内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编译部，他亲自兼任主任，抽调了柯柏年、张仲实、何锡麟、王思华、王实味等专事翻译。他提出明确的目标：前期编译出版《马恩丛书》10册，后期编译出版《列宁选集》20卷。在他的组织、指导下，这项工程有条不紊地展开，前后花了将近六年，终于竣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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